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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的瘋子 李文謙 五、六十年代的台灣，還是在窮困的克難時期；中國大陸則在大躍進、還得吃樹根求生 ( 依台灣的宣傳說法 ) 。政治上：台灣在努力清共、準備反攻大陸；中共則在瘋狂地整肅「國特」、炮轟金門。那個時代的中國，可以說得上草菅人命；至於人的心理問題，哪裡有閒暇去照顧？就是二零零四年，法國巴黎書展邀請的一位大陸年青文學家還在說：她寫的是探究人內在心理掙扎的描述，影響來自西方的文學，因為中國文學，一向都缺乏這方面的探討（《西遊記》、《紅樓夢》人物的描寫，算不算是有心理的推敲？）。其實在西方，就是「中古」時代 （至十五世紀） ，心理有問題的人，會被認作是「瘋子」、是「魔鬼」，要用火去燒化。五百年後、到二十世紀初的佛洛依德，才把「心理」的不正常，當作「病」來醫療。 法國近日發生了兩件「瘋子」殺人的事件。有一份日報以大標題寫著：「『瘋子』在我們之間」。因為其中一個，在地鐵月台上把人推下軌道去。但何以能夠相比納粹那個「瘋子」？他能煽動整個民族，發動了世界大戰。當時又有誰知道他是個「瘋子」？ 德國同學 我是在一九六二年底到達巴黎。法國和阿爾及利亞之間的 巴黎人對外國人的冷淡是有名的。所以我在巴黎藝術學院來往的朋友，多數是和我一樣的老外，不然就是法國外省人。課餘我們會不時由學校步行到一個德國同學住處聚會聊天。當時，法語還不甚靈光，但外國人之間還是能溝通；不像和巴黎人，兩句聽不懂，就煩躁不耐了。 德國人嘛，當然會拿德國啤酒招待我們。他說：只喝這個牌子、但非要以綠色標籤包裝的一種。的確，同個牌子是有以紅色標籤包裝的另一類。我在台灣只喝過台灣「專賣局」唯一的「黑松」；哪裡能夠把酒味分得那麼細？同個牌子，我再喝也喝不出分別來。這種固執的怪癖，從克難台灣來的我，是覺得有些「怪」。但真的「怪」不在這裡。當我們步行去他住處時，每次看到街頭上電力公司變壓器的鐵箱，這位德國同學就以食指放在嘴唇上，「噓」！要我們不再說話。他總是認為那個變壓器的鐵箱，是政府的間諜用來偷聽我們的議論。 這位德國同學大約與我同年齡，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。 兩個奧地利同學 他叫華迪爾，維也納來的。頭髮總是沖冠似地四向怒衝。對了，貝多芬那麼樣的。眼大外突，還帶睡眠不足的血絲。指甲老是髒黑，因為整天畫素描畫個不停。他不像二十世紀的藝術家；而比較是十九世紀印象派時代「頹廢落寞」的藝術家 (artiste maudit)。對藝術有浪漫的幻想及執著。 他性格很容易和別人接觸交往。所以我們的一群，不單止是藝術學院的學生；街頭、咖啡館…碰到對藝術有興趣的「頹廢落寞」的畫家，都會參加到我們的行列。他是個窮學生，卻又快樂無憂。沒錢了，就到附近咖啡館給人速寫個像。要價不高，剛夠買一張大學飯堂飯票就心 滿意足！我們經常晚上徒步漫遊夜巴黎，中央市場、聖日耳曼、拉丁區…。因為那裡的咖啡館的客人比較有錢、大方，文化修養也高，很容易就願意給錢讓人畫像。偶爾我們心情也會很低迷，就擁塞在一個熱情的、叫維多利亞的西班牙女孩住的「佣人」房間，聽貝多芬的交響曲，去發洩心中不時的憂鬱。有時也會碰到富裕而好客的單身漢，邀請我們到他廣闊的屋子去參加舞會；或到一個知名的美國黑人爵士樂家的家，聽他彈琴、唱歌…。六十年代的巴黎，特別是聖日耳曼區，還保留了村莊人際親和而浪漫的氣氛。 自我一九六七年結婚後，由於生活方式不同，和華迪爾的來往漸次疏減。偶而碰面，他會得意地宣稱說：他在咖啡館給人畫像，只要點「一個黑點」就足夠表達此人的性格。當時我還以為他的境界，已經高至中國道家「一粒沙看世界」的哲理。沒有體會到那已經是「瘋狂」的預兆。不久他就蹤跡全無了。 在我們一群中，還有另一位奧地利人。由茵斯堡來、叫杜拉蒂的一個女孩。不算怎麼美；但黑頭髮，蠻有性格的，傾向於叛逆、命「硬」的類型；但她的大拇指能倒彎得很厲害，據說那是忠誠、感情特別深厚的象徵。我和她曾搭「便車」經瑞士、到茵斯堡去看她家人。她父親是建築師；還有一個妹妹，卻比她純真、溫順。茵斯堡是個安靜的文化古城，民風純樸而熱情。在街上的女孩，還穿扮得和古往一般。看到我這稀罕的中國人，也不顯露驚訝；而且和善、微笑大方地說：「日安」。 之後我們再搭「便車」去維也納。維也納還是古色古香；不像六十年代已經開始現代化的巴黎。杜拉蒂曾在維也納藝術學院讀過(希特勒好像也在此學過畫？)，因此我認識了一些她在藝術圈的同學、朋友。維也納的藝術傾向也和巴黎大大相異。如果巴黎是比較追求正規的「古典」美；維也納則比較喜歡叛逆、破壞性的「達達」，神祕、古怪的「超現實」。維也納在前世紀初1900「美好年華」的「新藝術」、三十年代的「迪可藝術」，都曾扮演了重要的領導地位。我們經常到一個老咖啡館，聽說是「新藝術」創始人之一的建築家阿朵夫•盧斯1899年所設計。簡樸得有點「虛無主義」的意味，卻是維也納文化藝術圈喜歡聚會之地。我們就是在那裡碰到巴黎藝術學院另一位女同學。在學校時雖然和她不熟悉，但卻曾被其古典的美態震撼過。她長而黑的頭髮，彎曲波動得像向無極伸延的星河。有一天她駕了一部和她一樣古典的、四五十年代的黑色汽車，載我和杜拉蒂三個人一起到匈牙利(或捷克?) 邊界的湖澤地區去遊玩。大概也有好幾十公里，只是為了聽那青蛙的叫聲。的確，在那空曠無際、灰雲低壓、天光水影難分、猛草叢生的背景下，似遠雷相應的蛙叫聲，是很「超現實」、神祕地撼動了心靈。 杜拉蒂也和其它我們的一群，因我結婚而疏離。但偶爾聽到傳說：她和巴黎藝術學院建築系畢業、曾得過羅馬獎的一個建築師在熱戀。這個人我也認識，有過來往。好像還見過他的太太。 尾聲 有一天在翻閱鄰居熱心老太太給我的舊雜誌，好像是 《瑪 我不時都會回到藝術學院地區漫步閒逛。在我青年時代常去的、至今沒變的「調色盤」咖啡館，居然碰到以前的一個老朋友。當我們感慨時光不再；明知不會得回答，我也順便問問他是否有華迪爾的下文？他卻慢條斯理、淡淡然地說：「大概在七十年代，維也納的歌劇院有個兇殺案，兇手好像是一個曾在巴黎藝術學院學習回來的畫家…」是不是華迪爾？…只記得在我結婚不久後，華迪爾的母親曾寫過一封信給我說：華迪爾住進了瘋人院。 我家裡還有幾冊華迪爾留下來的速寫本。最後幾頁都只有 「一個黑點」……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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