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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八年餘響 汪立穎
坐了一夜火車來到花都，當日下午 即由朋友帶我到了巴黎第七大學。我們走向中心大樓，經過那段白石舖成，光溜溜的空地時，已可聽到擴音器裏傳來的政治演說，較遠處的圓墩上有不少塗鴉。一進中心大樓，滿目標語，其中最大的一幅寫著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陣線」，白布黑字。五六個學生有說有笑地聚在那兒賣他們的小冊子。更多的學生擁在影印機旁邊，和我們一起等電梯的人也不少，有種鬧哄哄的感覺。 上得六樓「東亞研究中心」，視野為之一廣，鱗次櫛比的屋宇盡收眼底，朋友指點遠處的拱頂圓形建築物，說是「先賢祠」。她又帶我走進該中心的圖書館，從那兒的窗口望出去則是該校的校舍（包括六大在內）。這群圍繞著中心大樓的建築，以圓墩為連接點，每座圓墩伸延出兩條不同向、不著地面的“廊道”，像旱橋一樣架空著。教室全設在裡邊。這就是打造法國精英的地方嗎？朋友猜到了我的失望，說 :「巴黎的大學除了索邦（Sorbonne）以外都和工廠差不多，你可知道巴黎人怎麼形容這座大樓？說是像豎起的棺材！客氣點兒的說是火柴盒！」巴黎人的嘴皮子真薄！我心想。好個“火柴盒”！就其建築材料而言，大可媲美于火柴盒！ 我開始進出于這個火柴盒，乃因在「東亞研究中心」獲得了每星期幾個小時的臨時工作。主持這個中心的大多數是法國六八年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，甚至是「境遇主義」(Situationniste)。那時候我對這一切當然不甚了了，只著眼于生活費有了些著落。我的工作之一是為「中國工人法語學習班」登記來報名的學生。最初的一兩天來報名的華工寥寥無幾，但當他們知道一不用繳學費，二可馬上拿到一張學生證之時，便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第三天那個辦公室就給擠得水泄不通了。我一手拿著他們填好的報名表，一手接過他們的地址證明。以水電費、電話費收據作證明的，絕無僅有，這完全情有可宥；即使以其所收到的信件作證，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之外，往往有一個轉交人。這算不算證明，我不欲深究，反正辦法文班不是為了留難他們，所以另一個法國同事接過表格，即刻把空白的學生證捲上打字機，不消幾分鐘，便聽到“砰砰砰”的印章蓋下之聲了。來者拿著辦好的學生證，謝聲不絕地離去。 不用說，他的下一步就是去警察總局辦學生居留了。我也為他們高興。 我於打工的同時，盡量去聽課，以便準備選題做論文。那個時代只要你有時間，有興趣，可以聽遍所有大教授的課。即使本科生也能同時修兩門完全不同系的課程。讀法律的或數學的均可同時修中文。跨系選課的自由性很大。我聽課的地方不一，還記得每星期六上午去高等實驗學院的宗教系聽康德謨老師講授的「道藏」。聽課的既有青春正茂的研究生，也有古來稀的退休者，總共十來人，圍桌而坐，心無旁鶩。老師寫得一手好字，使年輕的中國人自嘆不如。對學生沒有任何學歷限制，是該學院的特點之一，有心向學者即可“升堂入室”。據說一到冬天，某些教室裏會出現一兩位流浪人士，坐在近暖氣汀的位子上，舒舒服服地參與聽課。有修養的教授們不但不皺一下眉毛，而且會說「為甚麼不呢？」 巴黎第三大學的比較文學系，那時還有R．Etiemble開的課，這位先生的博學強記，令人驚嘆。某次他從日本的俳句講起，首先述及唐絕句，繼而言韓國詩體，之後又聯繫及匈牙利的文學。他說他被中國文化吸引乃因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」一語，「多崇高的意境！」他又說。「可是後來我方知此四海乃指中國境內耳！」他一臉的惋惜。 法國最權威的學術機構「法蘭西學院」也是一個人人可涉足之地。我聽過希臘神話專家J.P. Vernant分析尤里斯. 奧地柏等；哲學家M. Foucault 的課，那時有點望而生畏，現在則後悔莫及；有一次，瑞士的文學批評大師Starobinski 受邀演講，大演講廳座無虛席之外，另一大廳以閉路電視轉播的也難插足。一種濃厚自由的學術氣氛，讓我這個法語水平還很差的東方學子深切地感受到了。 九流的校舍，一流的教授，又有何可厚非呢？ 三十年後之今日，法國的大學教育仍然面向所有的法國平民，進大學的報名費則從一百五十法郎變成了一百五十歐元；巴黎六大及七大的石棉問題，曾物議沸騰，但並無被拆遷；其「東亞研究中心」則早已不存在了。「法蘭西學院」中的尚波里翁(Champollion)石像仍在，只是整個地基在翻新時被填高了。學府的古雅情調也失去了不少。六八年學運的參與者如今已逾知命之年，若非成了政治名人，商業鉅子，當年的英氣亦已消失。 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，回首往事，頗覺我所愛巴黎者，一如莊子《德充符》之言 :「非愛其形也，愛使其形者也。」 （謹以此文紀念好友鄺慶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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