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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浪者的蹤影 游順釗 五十年代時唱過一首叫《流浪者之歌》的印度歌曲。曲終時多次重複主題那句歌詞：「到處流浪，到處流浪...」，歌聲也逐漸輕緩下來，起著縈繞的效果。教人要問，那流浪者繼續流浪呢，還是終於找到了歸宿？ 踏入六十年代，我有一個念頭，離開香島，離開亞洲，到另一個洲去開開眼界。六二年到澳洲去，在那兒兜了個大圈，在中部見識到“平沙無垠”的棕紅色的半沙漠地帶和東南部雪山 Snowy Mountain“冰天雪地”的景色，也欣賞了以色彩得名的藍山 (Blue Mountains)，還有愛德萊特城 (Adelaide) 附近，遠離太平洋的海灘和浪潮。那邊大自然，雖然那麼誘人，可是那時候，此地還是個“白色（人種）政策”籠罩下的“傲洲”，人家固然不留我，我也不願留。帶著點失意回到香港去。那是我第一次在外地流浪。六年後，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讓我到法國來，開始另一次的流浪。 那是六八年六月底。原定是五月啟程的，因巴黎的「五月風暴」，音訊受阻，延期了一個月。當時中國的「文化大革命」正如火如荼，香港的「六七暴動」也結束了沒多久；巴黎的「五月風暴」雖已近尾聲，但在巴黎拉丁區，運動的餘波猶時隱時現。我雖然已不熱中政治，可是在這種歷史的關鍵時刻，潛意識的條件反射教我不由自主地對這些現象多瞧一眼。 當我到巴黎市中心第五區 Censier 的「漢語研究中心」報到時，電話的外線還受到駐在那裡的“造反派”學生的控制。好幾次，敵對派的學生在大門前那塊空地打群架，時間大都是下班後。佔地盤之利的“造反派”學生，下午就開始拆掉一些椅背、椅腳，準備“武器”。四點左右，很客氣地通知我們，不必要留下的最好早點離開。接著他們三、四十人在大門前的兩旁列陣吶喊，很有點像西部電影裡美洲土人備戰的場面。約定的時間到了，對方挑戰來了。他們雙方都沒有高喊「報上名來，老子不斬無名之將」就混戰起來。沒想到幾小時前那幾個“文質彬彬”的小伙子，在政治信念驅使下，竟會打得那麼兇！幸虧較量的時間很短；只幾分鐘，守候在附近的防暴警察進入現場干預，打鬥的雙方，一聲「後會有期」便作鳥獸散。 十月初開課時，還有“造反派”學生到課室來宣傳。他們進來，不用敲門，也不用說客氣話。老師們、教授們得讓開，靠邊站。有一天去巴黎大學索邦 （Sorbonne）大樓聽名教授André Martinet 的語言學課。有幾個“造反派”走進來，其中一個在講壇上說了一大堆話，我都沒聽懂，只留意到他老說 「我」 、「我」、 「我」，“moi”、 “moi”、 “moi” 。事後才知道那是模仿那位教授的口頭禪，嘲諷他的權威口吻。 在其間的暑假，我被派往東部貝尚松城 Besançon 學法語去。剛巧「環法自行車周年大賽」途經該處。城裡的大道兩旁，設滿了臨時零賣的單位。怎麼堂堂一個法國共產黨，竟也在那裡開個小賣攤檔！我囿於多年以來片面的宣傳，總以為普天下的共產黨都是一樣紅、一樣激進、一樣地政治掛帥！固然他們賣的不是「燒香腸」、「三文治」、「可口可樂」，推銷的大都是宣傳的貨色。我買了一個印有法共《人道報》的鑰匙圈，現在還留著作紀念。 我也是因不懂當時歐洲政治行情，作了一件好意卻不討好的事。我請了兩位很熱心幫忙的法國朋友，一男一女，去看蘇聯的歌舞團。他們是左派嘛，請他們去看他們的老大哥的演出，應是順理成章。我也想賣個關子，事前沒徵求他們的同意就訂了座，只通知他們時間。沒想到整個演出過程，他們沒拍過一次掌！因為臨時不好意思推辭，勉強進場看。結果弄得彼此都很尷尬。我一直以為左派人士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；可不知道在西歐，自史達林時代始，經五八年的「匈牙利事件」和六八年蘇俄入侵捷克，摧毀「布拉格之春」之後，特別在西歐，什麼共產國際「團結得像岩石一般」、「牢不可破的戰鬥友誼」，都全部幻滅和被唾棄了。 在巴黎頭幾個月裡，因學習和工作還比較輕鬆，無聊時就以寫信來打發空閒。我還記得剛到時，是我現在研究所圖書館主任、法國同事呂嘉兄帶我去買郵票的。我說要兩百個。他當我的翻譯，怕聽錯，反問我是二十個還是兩百個。這兩百個郵票，沒兩三個月就報銷了。我在給友人的信裡，常常把中、法兩地生活習慣瑣事的差異，充當信末打諢的材料，說什麼人家把廚房移到飯廳去（一般來說，我們在飯館設宴時才會在客人面前弄刀叉的），把臥室搬到街頭上（眾目睽睽下若無其事地擁抱親吻）。初見多怪，沒多久就熟視無睹了。 我和一個法國學生合租的一個房間，位於第七區 rue de Varenne 街八號地下。租金雖然貴一點，因跟我在香港中環同文街的老家對號，就迫不及待地租下來。這房子給我留下兩個頗深印象，一個是戶內的，一個是戶外的。 一天晚上，我嗅到室內有點異味。第二天，那異味更難受。我懷疑是從法國學生的那雙皮靴發散出來的。他回來時總是脫了就 順手放在床頭。我很心平氣和地請他把靴放在門旁，他馬上會意，連忙點頭稱是。可是當晚那異味更「變本加厲」。我只得暗地裡「追蹤」那異味的源頭。原來他在冰箱上頭放了一盒已變黃的 Camenbert 塊狀乳酪，法國人的「臭豆腐」！那時已入冬，晚上室內的暖氣加熱，怎樣不叫我這個吃“代乳粉”長大的人聞之欲吐呢？ 戶外的那個印象也叫我難忘。靠近窗戶的行人路上，不知誰放了一輛自行車，放了一兩天還沒騎走。第三天我發現自行車好像少了一些配件。正好這個時候，我隔著窗紗看到一個路過的，把車把上的響鈴蓋擰走。不到一週，那輛自行車全部給“肢解”了。貪小便宜的，普天下都有，卻沒想到在這兒“花都”會有人在大庭廣眾中，施施然地順手牽羊。這跟今天的情況比起來，當然是雞毛蒜皮，微不足道了。 「初到貴境」，免不了因語言的隔膜而引起誤會。有些是不傷大雅的。例如在上法語課時，我老聽到老師說：“savons”、 “savons” 為什麼她老是滿口的「肥皂」、「肥皂」呢？「肥皂」是日常用品，我在小商店裡早學到了，可我把「知道」 的 “savoir” 第一人稱的複數誤作「肥皂」。又如去聽李嘉樂教授 (Alexis Rygaloff) 的音韻學的課。雖然自知法語還沒達到聽他的課的水平，可是導師的課，得硬著頭皮去聽。有一天，他說了不知多少次 “à cheval” 「騎在馬上」，那真是丈八金剛，教我摸不著頭腦。原來“à cheval” 是法文的一個習慣語，是「跨著兩個時期」那類的意思，不能按字面去理解。我沒能掌握上下文，只好亂猜、胡扯。幾年後，語言上的失誤更時有升級。有一個法國女士談笑時說我是個 “salaud”， 那是沒有惡意「小流氓」的意思。好吧，我是男的，所以她說我是 “salaud” ；她是女，我就以 salope 回敬。沒想到這個詞的陰陽兩式的語義並不對稱， salope 相等於漢語裡辱罵對方是「臭貨」一樣的粗野！ 說來慚愧，到法國來念語言學卻沒把法語學好。我自認在這方面一直沒下過功夫，說實話，也不願意下。初來時，在法語班的默寫（默書），錯的字數比原文的還要多（皆因常常把一個多音節的字寫成好幾個“字”）。在巴黎頭一年內，我集中看啞劇，比如法國的啞劇大師Marcel Marceau 、與及來自瑞士的、日本的，都看。看得入迷，一場不夠癮，再多看一場。偶爾也去看話劇，但總選一些對話精簡，詞彙不太艱深的劇目，像 Samuel Beckett 的《等待果陀》Waiting for Godot 或「荒誕派」Théâtre de l’absurde 的作品。興致到了，還老遠跑到瑞士洛桑 Lausanne 看 Open Théâtre 的 Hair 、Oh Calcutta 。全為新奇所吸引，連劇名也不知是何所指。後來發現，這些劇名的原義，不知道還好些。六九年我愛人晉儀來了以後，我才陪她到法國戲劇院Comédie Française 看戲，那裡上演的都是莫里哀等的古典劇目。坐的是頂樓的最便宜的“飛機位”。與其說看，毋寧說是聽。事前她先把劇本看一遍，告訴我劇情的大概。在劇院裡，她拿著劇本跟臺上的道白對讀。她學習法語比我認真得多了。 我來法國來得太晚了。在介乎“而立”和“不惑”之年，思想上、生活習慣上，基本上已定型。深受楚南文化陶冶的我，只能把度過了後半生的地方認作“二鄉”。 事隔快四十年了，流浪者的心態究竟減了多少呢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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