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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香港定居巴黎，一晃又過三十年。

1997年六月香港回歸前夕，我突然想回去久違的、我以前成長和生活的地方看看，去尋根。

我從中環士丹利街走過去，登上以前沒有的、那世界最長的室外有蓋電梯走到干德道，發現大部份房子與我嬰兒時開始住的房子一樣改為大廈了。以前這裡的房子很少，大都是兩層樓的古老大屋，佔地很大。現在已經完全改觀了。坐在那裡，我不由自主地回想到我早逝的母親。

我外公是前清的翰林，我媽媽受的是傳統大家庭教育。她從沒有進過學堂，只是請宿儒在家裡教的。讀的應該是《千字文》、《三字經》之類的書吧！我們小孩時候，媽媽管教很嚴。犯了錯，不但自己給她雞毛帚；還得自己揪住耳朵，跪在她面前認錯。在記憶中，她很少打我們，要打也是輕輕打手掌心。

我還不到三歲，媽媽就開始教我與哥哥背《千字文》、《三字經》、〈木蘭詞〉、〈總理遺囑〉和乘數口訣。她不用書的。她一句，我們跟著唸一句。每天兩三句，反反覆覆地死背；也不給我們解釋，我們只是跟著她的發音唸唸有詞罷了。後來長大了，才逐漸開始理解到一些意思。

而要到1981年我在廣州北京路書店買到一本《千字文》，才第一次看到它真正的文字內容。

記得有一次媽媽要哥哥背整篇的〈總理遺囑〉，他把最後一句「是所致囑」忘記掉了。媽媽提點說：「是…」他還是背不下去。我在媽媽背後指著掛在門上一個「鎖」暗示他，可是他竟然說「是鎝」。我們笑壞了。（按: 廣州話唸“鎝”音，也是鎖的意思，現在已很少人如此說。）

媽媽教我們背的，除了〈木蘭詞〉和乘數口訣外，都不是學校教的。奇怪的是年幼時不求甚解而背下來的東西，現在我還是朗朗上口；後來學校教的反而忘掉了。

小學上音樂課，有時會敲打「節奏樂」。樂器種類不少：有大鼓、小鼓、搖鼓、鈸、三角、木頭、鈴、指揮棒。我一直就想打搖鼓，「澎、澎、測、測」很好聽；不然打三角「叮叮、關關」甚至其他樂器也不錯，打起來有聲音。但老師偏派我敲木頭。久不久才敲一下「得」的一聲，聲音既小而且單調無變化。小學幾年，每次打節奏樂時我都抱著希望，會分派到別的樂器；但總是派我敲木頭。我一肚子不願意，覺得老師偏心，但又不敢出聲。每次講起來，還是有點耿耿於懷。

當年從干德道去巴炳頓道是沒有巴士的，走路大約二十分鐘。有次媽媽陪我上學，經過一間白色西式洋房，門前站了一個纏頭巾的「阿差」，看見我就躬身來逗我玩。但我一看到他的模樣，就嚇得飛跑，把一隻鞋子丟了。母親拿著我丟的一隻鞋子在後面又追又喊，叫我不要跑。這印象很深刻，到今天看了纏頭巾的巴基斯坦人，心裡還是有點不大自在。

那時我家裏種了許多類果樹、花草和一點蔬菜。媽媽說我從小就歡喜在園子裡玩，東鑽西跑。什麼瓜果長出來了，抓到就塞到嘴裏去。有個晚上，半夜肚子痛得我大哭，把鄰居的醫生也哭醒了，按門鈴走過來。一看，我的肚子脹卜卜的而且還在蠕動，回家找來了一點點「山杜蓮」餵我吃。沒多久就拉出一大堆蛔蟲。媽媽說：條條頭昂昂，還會動的。不過自此以後，我沒有再生蛔蟲了。現在想起來，心裏還是毛毛的。

因為住的房子要改建，我們就從干德道搬家到巴炳頓道。1997年重回巴炳頓道，這條路已面目全非了。除了一號的兩幢大樓還存在外，最令我出乎意料的，是路口的「枝記」雲吞麵店還在營業。但三號的「培英中學」已搬了。建在高臺上的校舍已夷為平地，在那裡豎著「二十世紀地產公司」的大木牌。右邊一排三層有小院子的洋房已改建成大廈。這條本來已經很陡的斜坡路，現在顯得更斜更窄了。我以前怎麼能夠蹬了高跟鞋在這斜坡路每天走上走下的，真難想像。

巴炳頓道並不長，卻引起我最多回憶。我家外牆圍了兩公尺高的鐵絲網，密密地攀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和橘紅色的炮仗花，由外面是看不到房子的。我呢，最喜歡在院子裡跟螞蟻搗鬼。看見螞蟻總是跟著前面一隻走過的路線走。前面的繞圈子，後面的也跟著繞；就算是冤枉路，也會跟著走。於是我會拿東西或用火阻擋他們的去路，迫他們改路。或用水來沖洗它們路線的痕跡，令它們迷路。我很開心地看著那些迷失方向的螞蟻，四處亂闖，互相碰碰；好像在打招呼、在商量。不過沒多久，一條新的路線又有了。螞蟻又一隻一隻跟著走。我時常獨個兒就這樣玩個半天。

屋瀾士里上面左邊，以前有一大片非常原野的草叢，我和同學時常在那兒追捕蝴蝶，捉到了就把它們放進一個由爸爸幫我特製的玻瓶璃裏。瓶子的底部放了“山埃”；上面蓋一塊紙版，用蠟封緊，在上面釘一些小洞。蝴蝶放進去後很快就會暈死，回家後把蝴蝶釘在標本箱內。我確定曾經抓到過珍貴而稀罕的蝴蝶，因為有一個從美國來的昆蟲學家看過，即要求我把其中的兩隻送給他。我當時很驕傲自己的東西被看上，就馬上答應了。1997年回到這地方時，它已與本屬於聖士提反女校的園地合起來，成了一個頗幽美的小公園。

我和小朋友常到後山玩。那裡有些不高而且容易爬的小山。地上有很多大石塊、小石頭；長滿野草和野花，風味很自然。我們不知道這地方的名稱，就自己給它安上一個「青草山」。有一年復活節，老師帶我們全班去那裡尋找“復活蛋”。蛋殼都染上了大紅色，當然都是他預先去把蛋藏好的。記得我找到了三個，開心極了，高高興興捧著“復活蛋”回家去。媽媽看到我兩隻手和臉都染到紅紅的，樣子很有趣。後來這地方蓋了房子，就是現在的列提頓道吧！

「水閘」也是我們小時候常去玩的地方。在我小孩留下的印象裏，那是頗遠的。沿途很荒野，從沒有碰見過人。路崎嶇不平，很不好走。我們每次去都很興奮，好像去冒險似的。那裡有一條大溪，裏面設有一個水閘；水聲潺潺，夾著小鳥的「喳喳」叫聲。我們就喜歡坐在水邊，聽水聲，看著小鳥飛來飛去。當時我們也不知道這裡是甚麼地方，就總稱它「水閘」。後來才知道那裡其實是「薄扶林水塘」。今天房屋拆的拆；建的建。如果有人問我「薄扶林水塘」在哪裡？怎麼去？我就不知道了！想當年，卻是我最愛去的地方。

香港不時有颶風。記得那次「瑪麗小姐」來襲，海上大船被吹翻；我家院子的一棵大樹也被吹斷截成兩半，壓倒了院子圍牆上的鐵絲網，一起橫堵在馬路上。「瑪麗小姐」真厲害，除了強風外又帶了豪雨，巴炳頓道成了瀑布似的急流。我家住在斜坡的上頭；我看著一輛輛停在路旁的汽車被水沖到斜坡下面，在柏道口與般含道交會處，堆在一塊，很壯觀。風實在太大，人在馬路上都會被吹倒。加上水流很急，有些人在路口無法回家。爸爸和些鄰居幾個人弄到一條又粗又長的繩索，先把它縛在路燈桿上；然後把繩索一直拉到斜坡路口，下面的人就借著繩索的幫助安全回家。我當時抱著欄杆在觀看；全身濕透，不肯進屋去，覺得興奮、很好玩。這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記憶。後來雖然有過更強的颶風，但這樣的情景再沒有發生過。

讀小學五年級時，班上有個姓盧的女同學，只大我一歲，游泳卻很了得；因為她全家都是游泳健將，參加過香港渡海泳。有天我到她家玩，她說我們去「金銀貿易會泳埸」游泳去吧！我就跟著去了。因為我

不太懂游泳，她就給我帶一個“水泡”（按： 安全圈） 。起初我自己在淺水的地方玩，後來她說我們游去「鐘聲游泳埸」吧！兩個游泳埸距離那麼遠，海水很深，我游泳又不成，怎樣去？她說：「不怕，我帶你游過去」。她用一隻手游、一隻手拉我，就游到了「鐘聲游泳埸」。休息一會後又游回「金銀貿易會泳埸」去。回家還得意說：「很好玩。」爸爸聽後卻很生氣，把我大大訓了一頓：「太危險了，兩個游泳埸離得這麼遠，水又深。萬一“水泡”爆了，洩氣了；你同學自己也這麼小，她能救得你嗎？以後不能再這樣做。」還罰我吃了兩頓沒“送”的白飯。（按：廣州話“送”是菜的意思。）

後來才知道很少人有膽量在兩個游泳埸之間游來游去的。我們兩個九歲、十歲小鬼，一個有自信，一個不知死活；竟創下我游泳最高記錄(如果圍著「水泡」也算的話)。雖然爸爸堅持教我游泳，但我怕浸死，游泳技術一直沒有多大進步。

1997年回香港“尋根”，我覺得“根”都被拔了。還好留下一大堆回憶。這是沒法子抹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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