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提著一籃小龜上學去！》 游順釗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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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上八點鐘，媽媽帶我到旺角一家英文學校去。家長得留在大門外，只准孩子們進去。 教務處走郎坐滿了一群年紀參差不齊的男孩子，等著點名登記。我突然間感到焦急：我的名字英國人怎樣叫的呢？媽媽沒提醒我；反正她也不知道。咱們家又沒一個人懂英語。 教務處門上的一個小窗，啪的一聲拉開，現出兩撇很濃的鬍子。登記快開始了，我更顯得緊張。沒一會，那兩撇鬍子的嘴裡，像是唱歌走了音，或是樂器沒調好似的，發出有點像我名字的聲音來：石慕雲。我還在懷疑他是否在叫我。看到別人動也不動，我才相信他在叫我。原來我的名字，用英語說也差不多。 上課頭一天，可以說是平安無事。我們先在走廊裡按高矮排隊，分成三個班；我給派到年紀最小的那一群去。那時剛打完仗，超齡的和適齡的都給安排到同一年級。好些同年級的同學，看起來比我大五六歲。班主任是位老先生，他跟我們說廣東話，只是不時加幾個我聽不懂的詞兒。他對我們還算不錯，只是怪責我們屁股坐得不穩定，發出聲嚮來，打擾教學。那時候剛剛復員，學校裡椅子不夠。早上先到學校的把椅子都佔了，晚來的就得坐那些五加侖（約二十二公升）的空煤油桶。班裡的一個小鬼，很快就找出對坐煤油桶不滿的表示方法：用力地坐在油桶上，然後把屁股提起，油桶一壓一反彈，發出清脆的“乓”的一聲，很像咱們家神檯上倒插在水瓶裡那個玻璃薄葫蘆不時地發出的聲嚮；聽到了，就得喊“大聖公（齊天大聖）到了”，媽媽就趕快的去燒一柱香。班裡這個小鬼一“發難”，馬上得到嚮應，“乓乓”之聲，此起彼落，接著，也引發了其他班裹同學的“乓乓”之聲，此起彼落，接著，“共鳴”。老師們也沒辨法應付。我們都推說“屁股一時的不小心”。幾星期後，新的椅子運到了，這敲擊樂才告一段落。 那時候我住在油麻地，學校則在旺角。每天晨早，吃完早餐，七點半左右出門。要是起晚了，就得坐巴士（公共汽車）；很多都是用貨車臨時改裝的，在車尾巴上加幾塊階板，售票員站在上面，乘客要下車必須經過那兒。在這上學上班的繁忙時間，不一定能擠得上去。車開了，大家還在跟著跑，活像美國西部片裡印第安人追趕白人的運貨蓬車一樣。 在老師中，給我印像較深的是執教中文的那位。在開學幾個星期後的一天，他請了我和兩位同級同學到他家。這是我頭一次上門拜訪老師。我滿以為身份比我們高一等的老師，一定比我們有錢，比我們住得好；其實他家在一條小街，地方不見得比我們家寬敞、講究。他住的那層樓，四五百平方英尺，和兩伙人家分租。老師是單身漢，住在中間那個房間，連窗戶都沒有一個，而且朝著大門，只要他在家，有人拉門鈴，總得他去開門的。他選租這樣的一個屋子，當然是為了省錢。我明白了為什麼他只約我們三個人：我跟他坐在床沿，兩個同學坐在木板凳上，整個屋子的空間差不多填滿了。他告訴我們，他只請班裡書法成績最好那三個。他自己很喜歡中國這門特有的藝術，鼓勵我們繼續好好地練習。沒談得多久，鄰房的小娃娃哭著要媽媽，接著門鈴在嚮，各種各樣的噪音不停地打斷老師的談話，可他一點也不介意，還是那麼興緻勃勃地跟我們聊天。兩個鐘頭很快的過去，毫不沉悶，也沒有冷場。快到晚飯時候了，我們才告辭⋯⋯ 他跟我說：“你瞧這枝毛筆，筆杆是竹子作的。竹子象徵正直，氣節。我們喜歡它，也愛用它：筆杆，紙張，筷子，算盤，還有很多工藝品都是用竹子作的。你知道嗎，我們祖先，是在竹子上面寫字的，比在龜甲上刻字更早。” 他說到這裡，好些話我沒聽懂。竹子上怎樣可以寫字呢？打仗的時候，慕天哥哥教我寫字，為了省紙，著我用清水把字寫在酸枝桌子上。水滲不進去，乾了，什麼也看不見。竹子不也一樣嗎？當然，我還不懂汗青那個製作竹簡的工序。最叫我莫名其妙的是把字寫在龜甲上。我就追問他。 “龜甲就是龜肚子那塊硬殼”，說著，拍拍他自己的肚皮。然後他嘆一口氣，“可是也有人拿竹子來刻麻將，打麻將不是叫作竹戰嗎？但最令人痛心的是用好好的竹子去作鴉片煙槍，多大的諷刺，多大的污辱！⋯⋯” 老師說了這一大堆感慨的話，可忘卻了談話對手的年齡和無知。回家途中，他告訴我的一些事情還在困惑著我。我們的祖先真奇怪。我們現在拿著書包上學，他們哪時上學，是不是每人提著放滿烏龜的竹籃子呢？要是不小心，給跑脫一兩隻，那天是不是沒作業交嗎？老師家裡是不是有一個池塘，存放學生的作業呢？而且還得一籃一籃的分開，要不，全班的作業混浠起來怎麼辦！ 那年是1946年，是香港經過三年零八個月日本殘酷統治後的第一年。可是我在這戰爭的歲月裡，卻享受到和平日子中孩子們沒法想像的自由。盡管大人們遭受著苦難，在刺刀的威脅，盟軍盲目的轟炸下過活，我的活動時間和空間卻比現在的孩子們還要多，還要寬。比方，在家裡有兔子作伴；黃昏時分，要麼，到山腳去剪青草餵兔子，要麼，跟小朋友在街上踢足球。興緻到的時候，拿起釣杆，到海邊釣魚去，作釣餌的沙蟲（蚯蚓），也是就地取材，在附近的沙地挖的。釣了魚，生個火，不用油，不用醬，烤著吃，多香啊，特別是在那個天天吃不飽的年代。 上學？當然，還得上學，但不是上小學而是到一家私塾去念念書。班裡二十來個學生，年齡和程度都參差不齊，只由一位八股先生單獨執教；課程表很簡單，每人每天真正上課的時間只不過十分。早上，按咱們坐位次序，獨自到老師身旁背誦前一天教授的那一段課文，論語，孟子，或者別的文議。他最多提示五次，每次一個單字。要是還背不下去，他心情較好的那天，就罰你靠牆角站半小時或打手掌兩三下；心情差的那天，只好準備屁股或者小腿挨打了。我們有時候冒點險，趁他不留神，漏掉記不起的那幾句，或者偷看一下他手裡的卷子。其實也不算冒險，故意漏掉也好，偷看也好，背不出來也好，反正都要受懲罰，只是輕重差別而已，那是個代價。背誦完了，他就把新的一段念兩遍，他念一句，學生跟一句；斷句他一邊念，一邊用紅朱筆在學生的課本上斷句。 其實他只教發音，不解釋詞句的。幸虧文言文很上口，比方，梁惠王章句這一段：“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湯誓曰，時日害喪，予及汝偕桌。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？”只要多念幾遍，也能把一竅不通的大人的話，唱歌一樣地背出來。 這個早禱式的課完了，還得留在課堂裡，待全部的學生都背誦過了才下課。在這閒來無事的兩三個鐘頭裡，各人就只好自己想辨法消磨這段時間。用功的會乖乖地練字或預備第二天的背誦，其他的花樣就很難一一描述了。我最喜歡的是摺紙螭蟝（青蛙），跟鄰座的同學吹鬧。這個小玩意，款式蠻多的，有“飯鏟頭”，“尖咀雞”什麼的，好些我都忘了記怎樣摺了。 下課後，我不會馬上回家。如果我口袋裡有幾分錢軍票，我會到油麻地榕樹頭去聽街頭藝人講故事。那些老榕樹茂盛極了，氣根也長得像畫像裡老將軍的五柳長鬚。在酷熱的夏天，那兒是我課餘常去的綠洲；在這綠洲中間，就是大家熟悉的天后廟，香火很盛，引來不少虔誠的善男信女和遊人。雖然是戰時，繞著榕樹頭那一帶還是很熱鬧的，冷吃的，熟食的，賣成藥的，專醫跌打的，測字的，看相的，占卜的都來這裡混飯吃。 最受我捧場那位講故事的，每天下午兩點左右就開始“設壇”，除非是下大雨，颳颶風，他不會休假的。我每天得省下幾分錢軍票或者向媽媽要。錢不少啊，一毛錢軍票值港幣四毛錢。聽故事是免費。講故事的每十來分鐘就賣個關子，趁機會兜一個圈售賣他自製的甘草欖。只要有兩三個顧客，他就很滿意，繼續講下去。如果沒人買，就會出現冷場。我一方面為他難過，一方面也怪我們這些圍著聽故事的那麼吝嗇，特別是那站在我們小孩後面那些大人，厚著臉皮，手老插在口袋裡，無動於衷的站著。弄得我很焦急，想快點知道故事的下文。我們慢慢的學乖了，彼此有了默契；輪流買，免了太多令人討厭的冷場。 有時候，聽得那麼出神，不自覺地向講故事的圍撤，圈子越來越小，叫他很難走動。他就舞動撱根末端繫上了個小絨球的長繩，一收一送地，迫我們把距離拉開些。他是喜歡一邊講，一邊手舞足蹈，模仿故事裡人物的一些動作，使我們倍覺生動、傳神。有些片段，我是百聽不厭的，特別是他講到藝高膽大，年少氣盛的方世玉，怎樣遭壞人的毒手。我就流起眼淚來了。但當聽到方世玉的師父，智善禪師，遠路趕來為他愛徒報仇，心頭又為之一震，頓時興奮起來。接著又是迴峰一轉，禪師要走了。多麼令人惆悵。他還補上一句，說在日本人到來以前，有人在九龍北邊的一個山頭上踫見過這位禪師，說要北上歸隱了。說得那麼有聲有色，令我深信不疑，其實他是明代一位少林武僧。這個悲壯的故事，在鴨利洲那兒我哥哥曾經給我講過。我覺得哥哥把方世玉的遭遇描述得更為悲壯，對智善禪師有更真摯的欽佩，說有天也要去拜他為師。我哥哥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是很激動的，但他也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，從不輕易流淚。他這一點倔強的性格，聽說很像我曾祖父。我伯父有一次對我說：“你看你哥哥，就像看見你曾祖父了。” (這是輯自一九九七年出版的《祭無言》的第一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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